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”这曾是京剧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经典唱词。但是现在却被赋予另外一种含义。从周久耕到杨达才，网络强大的力量已让人体会深刻，强悍至防不胜防。暂且不谈周久耕，因他已成为历史。而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不能不说，因为此人依然在舆论的旋涡中浮沉，网络仅用两周时间就将一个风光无限的厅官变成一个“贪官”嫌疑，这是何等速度?估计纪检反贪部门看到如此案例也会心悦诚服地坐下来研究。

事情发展到今天，杨达才的任何表白只会引来亿万网民的舆论围攻，因为有照在此，可谓证据确凿，任何解释都无法消弭网民心中的猜疑。想一想，杨达才似乎也挺冤枉，辛辛苦苦赶到延安车祸现场，但没有想到他一个“放松的微笑”成为他痛苦的开始，如今看来“笑”也会惹祸上身。

诚然，杨达才的个案不光是一个官员的问题。不可否认，过去一些隐形矛盾到现在因网络力量渐成显性矛盾，网络监督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，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手段的程序化和不公开化。杨达才事件看似很偶然，其实也是官员监督失控导致的必然。多年来，体制内的各种监督机制往往比较缓慢，由于机制不健全，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，网络监督弥补了体制内部分正规监督机制的不足。

杨达才的情况对公务员系统是一种警示，它让公务员队伍在各种透明的制约机制、舆论监督、法规法制的约束力量下，将变得更加健康，经得起考验、质疑。但笔者认为，纪检、组织等部门要从中深刻吸取教训，加强监督，而不能听之任之，进行所谓的“自律”。最根本的是，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要建立和执行起来，而不能像徐州贾汪区那样徒有虚表。否则像杨达才这样的事件还会出现，还将会有“表爷”“表奶”，因为没有约束和监督，贪欲可以肆意奔驰。

2012年10月9日，云南都市时报社社长、总编辑周智琛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中称，“作为一个出身福建的媒体人，从未感到如此的愤怒和耻辱。我憎恨和鄙视那不远千里的黑手，当我看着那数十万份报纸沉郁不去的血泪，我安慰自己，只有幸存者，才能成为建设者，但我更加相信，那条沾满干爹气息的皮鞭和那部带着疯狂零件的时间机，只是黑暗者招受报应的开始，我坚信。”这条微博发出后被广为转发，成为当日热点。

与“@周智琛”的隐晦表述相呼应的，是“@邓飞”、“@王克勤”等微博名人的公开声讨。他们在微博中称，9日的云南都市时报A30版原来打算推出《福建“表叔厅长”来了》一文，涉及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元雷达镶钻手表，腰挎15000元爱马仕腰带一事。但几十万份报纸印刷后，却被“跨省销毁”。而此后，“@邓飞”又在微博中称，“数十万份报纸还没有来得及打成纸浆，还在报社印厂封存。有人细看文章，说只是简单描述了福建交通厅长穿戴比较豪华，全无必要销毁这批报纸……”这条微博发出后，被“@环球时报”等多家媒体官方微博转发。包括当事人周智琛在内的多名知情人士都指认了同一个事实，即确有数十万份报纸在压力之下被迫封存，这一点还可从周智琛10月8日23点29分发出的一条微博中得到印证。这条微博写道：“刚刚，我正端坐桌前审查明日的版面，突然闯进三个西装革履的男子，面相严肃，问我是不是周智琛，我说是，然后他们说，有个事情想和我沟通下……听口音，不像是福建来的，于是请他们坐下，交换名片后方知是云南信息岛的老总来访。我说您以后别这种架势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来请我出去喝茶的呢。”

令人感慨的还有数十万份被封存报纸的命运。不是因为报道失实，也不是因为其他硬伤，只是因为某些信息惹人不快了，即使感到不快的人远在千里之外，也逃脱不了被封存的厄运。

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天职。已故新闻界巨擘大卫•布罗德在谈到有关舆论监督问题时说，“丑闻”、“坏事”，以及被毁灭的美，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，揭露它，批判它，最终让公众认知它，抛弃它，才有益于政府的廉洁效能，有益于社会的进步。只有正视这种存在，不虚美不隐恶，才能够帮助政府提高认识，才能引起社会疗治的警觉，才能最终把坏事变成好事。这样的道理并不晦涩，但一些人似乎更愿意用手中的权力去压制媒体和公众的权利，且吊诡的是，这种扭曲的权力常常能在与权利的斗争中轻松获胜。